如果把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比作一个出版王国,开国元勋自然是夏瑞芳,张元济和王云五是运筹帷幄的台前领袖,高梦旦则是不可或缺的“谋国之臣”。屹立百年的商务印书馆,靠的正是高层的立业精神,高梦旦尤甚。
作为近代中国最富实绩和最具声望的出版家之一,高梦旦秉持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的处世之道,慧眼识才,求贤让贤,以谋国风度谋书事。他是以民间姿态肩负社会责任,以实干代替口号,“成功不必在我”,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有成就,种种魅力交织一身,被胡适称赞为“现代圣人”。
高梦旦原名凤谦,各取自两个兄长“凤岐”“而谦”的名字中的一字。他16岁丧父,视兄长如父,从取名可见。早年号“崇有”,以表现自己崇尚实事痛恨清谈的志趣。晚年用表字“梦旦”为名,表现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。高梦旦为人低调谦和,平时不喜欢在众人前言语,不居功自恃,惟在取名上异常审慎,以名明志,冲澹之间饱含浓情。
▲高梦旦
高梦旦先祖是福州长乐龙门村的望族,该村聚族而居,俗称“洋门”。
商务印书馆“商务四老”之一、著名出版收藏家李宣龚曾经写过一首诗:
淡泊生涯世自惊,质家原不数浮名。
若凭门内论风节,始信三高是弟兄。
这首诗里提到的“三高兄弟”,指的就是高梦旦和他的两位兄长。高氏兄弟三人笃于友爱,亲密无间,在当时传为佳话。商务印书馆最早的三位编辑,除了张元济,高氏兄弟高凤岐和高梦旦占据两席。
长兄高凤岐,字啸桐,光绪八年(1882)举人。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他与林纾、陈衍联衔上书,反对割辽台。参加进士考试落第,在福州授徒教书自给,诲人不倦,中国报界先驱林白水就是他的高足。
高家老二而谦,字子益,马尾船政前学堂第三届制造班毕业,留学德、法两国,担任过正三品的外务部左丞。1909年7月、1911年8月,两次受命就澳门勘界问题同葡萄牙进行谈判。此后历任民国驻意大利、比利时两国公使及外交部次长等职,是个称职的外交官。民国初年,高梦旦曾随而谦赴欧洲,历游数国,探索西方强盛原因。
三兄弟中,只有高梦旦一生布衣,但是影响力却是最大。梦旦二字,顾名思义,寓意在漫漫长夜中盼望晨曦到来。
少年时,他就有异于常人的淡泊,不唯功利功名而读书。他希望自己为实用而读书,对时俗浮虚有所匡正,自镌一枚印章曰“崇有”,以示他一生崇尚实事痛恨清谈的志趣。
举个例子。许多传统读书人往往有个通病,考场失败受挫就郁郁寡欢,金榜题名则忘乎所以。高梦旦考秀才不中时,淡然处之,毫无怨言。为此,林纾在《赠高梦旦序》里如此赞道:“其艺不售,退居一楼,读书不辍,其所为类有道者。旦不非同进,不罪有司,怡然理其旧业,竟日对之无倦容,而谓不贤者能之乎?”
高梦旦的外表用胡适的话说就是“古板”,但为人“最慈祥,最热心,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”。在周围友人为高梦旦所作传记中,均不约而同提到高的好性情,称其“性方行圆,待人诚恳”。商务众人,出身、经历、利益、性格均不相同,高梦旦以理游说其间,30余年始能无大冲突,被人称为商务不可少之“润滑剂”。
▲梦溪笔谈(资料图)
1902年,浙江大学堂选派学生十人赴日本留学,高梦旦任留学监督,率领前往。在日期间考察整治、文化、教育设施,他深切地感到兴邦强国须重视文教,培养新人,要从基础教育开始,重塑国民品格和精神。当时,梁启超也在日本,梦旦出示他根据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关于更改历法的倡议,改写成的《改历私议》旧稿,梁看后认为,《十三月新历法》是近代世界改历的一种新学说,将它刊登于《新民丛报》。是年冬回国,应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之聘,任该所国文部部长,后继任所长。
他与张元济等彼此相约:“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”,以出版来辅助教育的普及,开通民智。同时,他着手出版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,指导思想是“凡关于立身、居家、处世,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,皆萃于此书。其有为吾国之特色,则极力表彰之;吾国之弊俗,则极力矫正之,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”。
他根据颁定学制,分科编辑,由小学以至中学、师范各教科书,相继出版,一时洛阳纸贵。蔡元培当时看到这套教科书,叹为观止,说这部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写草率的风气。
商务印书馆因印刷发行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等教材声誉远播,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集编译、出版、发行三位一体的大型出版龙头机构。它的规模、技术、人员曾一度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一流地位,如此辉煌的成就被认为是当时“国人经营事业之最尖端者”。
商务印书馆初期,正值西学东渐之际,而商务印书馆“是真能得风气之先的”,当时闽人严复的《天演论》、林纾的《茶花女》虽已版刻印行,但数量不多,影响有限。经过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后,广泛传播,不胫而走。此后,林纾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止,与他人合作翻译了184部外国文学作品。严复的《天演论》《原富》等译著,都曾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多次出版和重印,仅《天演论》到1909年,就已经出到第九版。
严复、林纾的著作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,与高梦旦的推荐不无关系。据长乐乡党、商务馆理化部部长郑贞文回忆:“早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文哲政经等书刊,福建的作家都占相当的地位,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氏兄弟和福建人士如严复、林纾等有同学同年的交谊,鼓励他们写作以丰富稿源。”
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民国教科书。
在商务印书馆近代馆史中,公认有“两兴”:首兴于张元济,再兴于王云五。但在这两个炫目的名字身后,却有一个常被人忽略却又不可或缺的“贤臣”——高梦旦。
商务印书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,与高梦旦对人才的发现扶持,及独到的慧眼、远见、气魄和真诚密不可分。
“五四”运动后,51岁的高梦旦自认对新学“所知不多”,主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,并于1921年的春末夏初,亲赴北京邀请不满30岁的北大教授胡适前来担纲。
作为“文学革命”首倡者的胡适虽然已经“暴得大名”了,但资历与高梦旦相比还属于后辈,高梦旦怀着一颗赤子之心,坚持要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托付给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。
胡适虽未上任,但推荐了他的老师王云五。当时的王云五毫无名气,怀疑他才能的人,“商务书馆内外皆有之”。高梦旦却用了3个月时间,帮助他熟悉馆中各项工作,在王接手后还尽力辅佐。有商务元老感到不解,高梦旦解释道:“公司犹国家也。谋国者不可尸位,当为国求贤……国方得以长久。”
果不其然,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,商务印书馆遭日机轰炸,几成废墟,王云五仅用半载,便使“商务”恢复元气。
多年后,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,说道:“他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,就要把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: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,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平素不相识的人。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,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。”
高梦旦识才,亦爱才如命。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《小说月刊》主编,后者却向他提出三条苛刻要求: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;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;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,不能干涉编辑方针。高梦旦全部应允。
在他患重病前,他用自己多年的薪水设立了“高梦旦奖学金”,1935年,国学大师钱穆的侄子钱伟长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,第一个获得了高梦旦奖学金,后来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,成为著名科学家。
高梦旦去世后,其墓志铭由胡适撰写。胡适对他敬重不已,在《高梦旦先生小传》里,胡适写道:“他爱国家社会,所以他爱护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样。”
▲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(资料图)
“成功不必在我”是高梦旦的人生信条,著述这样,做事也是如此,没有争名夺利之心,喜欢成就他人事业成功。
最值得一说的事情就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。
在编写字书、词书的同时,决心革新《康熙字典》用部首偏旁检字的方法。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,他根据汉字以形为主的特点,就旧字典所列214个部首,把形体相近的合并为80个部首,确定了它们上下左右的部属,成为后来“四角号码”的雏形,但始终没有发表。
后来,他发现林语堂对汉字部首改革有研究,就提出由商务印书馆提供津贴鼓励林语堂研究下去,并把自己苦心研究的书稿悉数交给王云五。王云五在约请林语堂研究的过程中对此萌发兴趣,并且一发不可收拾,自己在家里发奋研究。半年后,“偶然发明号码检字法”,“又费了一年工夫,才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”。
四角号码检字法刚出来时还有很多不妥之处,比如同码字太多,高梦旦反复研究提出增加附角得以解决,并大力推广,还笑言“姓王的所养的儿子四角检字法,已经过继给姓高的了”。但是直到四角号码检字法通行全国,高梦旦也没有将自己的名字署上。
1926年,《四角号码检字法》单行本出版,王云五特于书首郑重声称:“高梦旦君为本检字法附角之发明者。且对于本检字法种种问题,为云五解决不少。本检字法能有现在之成绩,多赖高先生之力,谨此志谢!”
高梦旦对于研究很有兴趣,并且有不少成果,但功成不居。高梦旦在编撰课本的过程中,感到汉字笔画结构过繁,不易认不易写,很难普及,曾就其形体繁简异同进行比较,评定优劣,试行取舍,进而与劳乃宣、王照二人研究汉字改革方案,“往复讨论,积书盈寸”。等到劳乃宣的简字研究成果,他也仍然不署名。
此外,如度量衡制度改革、电码省便方案,他都有所创新,提供给有关当局得到采用,受益者众多,他却既不向他人提及,撰文时也不留底稿。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30余年,但刊行自己著述,仅有《十三个月历法》《泰西格言集》两小册。
“其淡如菊,其洁如莲。”高梦旦六十岁生日时,忘年交胡适作了一首白话小诗祝贺:
圣人立言救世,话不多不少。一生梦想大光明,六十不知老。
《四角号码检字法》单行本(发明者之一,坚持不署名)、《十三个月历法》、《泰西格言集》等。
各方评说王云五(现代出版家、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):胡适之先生称他为现代圣人之一,绝对不是过分。
庄俞(出版家、教育家):素持成功不必自我,成名不必在我之旨。古之人,不可及也!
胡适(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):一个处处能体谅人,能了解人,能帮助人,能热烈的、爱人的、新时代的圣火。他爱朋友,爱社会,爱国家,爱世界。他爱真理,崇拜自由,信仰科学。因为他信仰科学,所以他痛恨玄谈。他爱敬张菊生(即张元济)先生,就如同爱敬他的两个哥哥一样。他爱惜我们一班年轻的朋友,就如同他爱护他自己的儿女一样。